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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以子王雱病为由，再度提出辞相。
官家照例不准，并给王安石假，同意他在家抚视，
但王安石不再同意，五度上疏，最后命下罢其宰相之位，为镇南军节度使，判江宁府。
旨下之时，王安石正寓居在定力院内。
第一次罢相时，他也是住在此际，如今仍住在此院中，看着满园春光明媚作诗一首。
江上悠悠不见人，十年尘垢梦中身。
殷勤为解丁香结，放出枝间自在春。
此诗是仿陆龟蒙所作（江上悠悠人不问，十年云外醉中身。殷勤解却丁香结，纵放繁枝散诞春）。
他又居定力寺想起前诗来，此刻他便坐在丁香树下看着章越送来的书信。
此信也算是章越对当初王安石在府上，隐隐以朝政托之的一等回复。
对章越而言，朝政不是最要紧的，在朝政之上更要紧的是【国是】。
这是章越一入京后吩咐陈瓘所为之事，二人就此增删七次，常常讨论半日。直到今日章越给王安石书信一封。
说是书信一封其实也是进卷。
犹如章越孑然一身至京城时，将文章投遍公卿，两制大臣求得赏识引荐一般。当时章越三度投文王安石，还曾亲自登门求其青睐。
时过境迁，章越再书王安石，宛如当时投文心境一般。
在信中自述彷徨如学生请教师，王安石见此微微叹息，章越这么多年了，依旧还是那么恭谦谨慎，有醇醇之风也。
章越这一封书信的题目便是‘孟子亦言利’。
王安石看章越的题目时候笑了。
众所周知王安石是最推崇孟子的人，时人讽刺王安石的观点与孟子如出一辙，只是区别在一个整天言利，一个从不言利。
故而王安石看到章越‘孟子言利’不由会心一笑。
义利之辨是儒者第一事。
义利之辨就是出自孟子，《孟子》的一章。
孟子见梁惠王。
王问，老头，你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
孟子答说，王何必言利，亦有仁义而已。
这就是孟子头一章头一句，读过孟子书的人都知道。
章越言，五经之首《易经》，言利有一百八十四处，言不利的有二十八处。
易经所言的元亨利贞，及利或不利。
被奉为五经第一经，华夏各家流派之祖的易经教的就是你如何【利用安身】之道。
易经研究的就是如何‘趋吉避凶’，如何‘大吉大利’，这个思想可谓融入每位华夏子民的血脉之中，为三教九流所共奉。
如果说孟子否定了‘利’，也就是否定了五经之首的《易经》。
何为利？何为义？
孟子言墨子所云的‘义’，乃摩顶放踵以利天下，就是头磨破了脚擦伤了，也要为利于天下之事。
杨子所云的‘利’，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之，你要我拔下一根毛利于天下，我也不干。
墨子之‘义’，乃‘无私’，如果人人都不利己，心里头完全没有自己才能利天下。
扬子的‘利’，乃‘自私’，如果人人都利己完全不利他，才能利天下。
孟子批评墨子扬子都不是‘中用’之道，而是执一之道。执一之道是贼也，举一而废百。
孟子所云的‘义’和墨子所云的‘义’不同。
孟子之‘义’乃‘中用’之道，兼顾利己利他。但中用之道不是折中和调和，如何中用？必由【诚】出发，那就是‘仁义’。
什么是‘仁义’？
仁义就是‘大利’，‘远利’，而梁惠王有何‘利’吾国的所言的‘利’是‘短利’，‘近利’。
短‘利’，近‘利’人人都会，地上有一百块，你不用教谁都懂得捡起来。
但因为捡这一百块，若被东家或让失主看到了，那么利则为害。或者二者都没有，从此滋生了不劳而获，守株待兔的思想，这都是害。
人之所以染上赌瘾，都是从一开始赌博赢钱开始的。
所以孟子的‘仁义’是劝梁惠王舍‘近利’逐‘远利’，只有‘仁义’才是‘远利’，不要舍大取小。
这才是孟子符合易经‘趋利避害’的地方。
通过利他来达到利己，这是儒家的‘义’，而后世的朱熹看别人不明白，于是急了赶紧悄悄声补了一句‘不求利无不自利’。
如果说孔子定义了什么是‘仁’，那么孟子定义了什么是‘义’。
墨子牺牲自己，奉献他人的‘义’，非常地崇高非常的伟大，但大部分人做不到。而孟子的‘义’，才是兼顾‘利义’的中用之道。
易经的‘趋利避害’之道就是‘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’
只是后世儒者将‘义’和‘利’片面地对立起来。
因此章越给王安石上书孟子也讲‘利’。
王安石看章越之书心底大大认同，司马光抨击自己‘头会箕敛’，违反了‘孟子之志’。
王安石反击道：“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。”
后来王安石又与曾公亮说‘孟子所言利者，为利吾国。如曲防遏汆，利吾身耳。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，野有饿孳则发之，是所谓政事。政事所以理财，理财乃所谓义也’。
章越用易经‘趋利避害’，‘孟子‘言利’实质上的支持了王安石，也表明日后若他主政的【国事】上于此不变。
信在这里章越只写了一半，下面说了为何‘仁义’之不行。
老子言‘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伪’，庄子言‘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’。
老子和庄子对儒家这一套‘仁义’都不感兴趣，甚至嗤之以鼻。
是老子庄子错了？还是孔子孟子错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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